配合“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文化走出去,故宫博物院作为第34届世界艺术大会协办单位,联合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于2016年9月19日至9月20日在故宫博物院主办了“中德博物馆论坛”。 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柏林国家博物馆艾森豪威尔总馆长各率学术团队,就当前博物馆界、博物馆学界关心的理论前沿和实践总结,进行了一对一的学术对话。
开幕式上,世界艺术史大会主席秘书长、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致辞,艾森豪威尔总馆长作主题发言,单霁翔院长作主旨演讲,来自世界艺术史大会理事、发言代表400多人倾听了中国、德国博物馆人对艺术、艺术史的前沿探索。
论坛对话中,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以“博物馆事业将如何应对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回答博物馆如何面对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介绍了故宫近年来在扩大开放面积、加大文创产品研发、增强对外信息发布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并通过不断尝试开拓文化传播的领域和方式,在博物馆爱好者以及社会公众之中厚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强调了学术研究在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底蕴作用。
柏林国家博物馆艾森豪威尔总馆长带来了“核心艺术珍宝馆洪堡论坛及其在古代普鲁士艺术珍宝馆的起源”论题,概述了柏林国家博物馆下属20个博物馆和机构的艺术收藏、科技收藏与自然收藏的经典荟萃,解析了洪堡论坛在德国博物馆历史变迁中的推动、影响与发展,宣示洪堡论坛及古代普鲁士艺术在博物馆转型与发展中始终焕发的提示与引领作用。
其他论坛对话人分别就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肖像画观念与技法演变、私立博物馆兴起与艺术收藏、古建筑的保护理念与修复技法、织绣藏品的保护修复与陈设展览、博物馆的公众教育与知识宣传,做出深邃的经验总结与新知探索。
论坛达成的共识是:高科技、新信息时代的博物馆,面对社会公众更高端更细腻的文化需求,在保持收藏经典性、保护可靠性、文脉永续性、文创前瞻性等诸多方面,均可做出服务公众、保护艺术、传承文化的贡献。
开幕式后,全体参会代表们参观了故宫博物院专门献给此次世界艺术史大会的《故宫藏历代书画展》,近身观摩中国魏晋以来的经典书法绘画精品,体验中国书画艺术及其包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绪传承,也直接触及以故宫博物院为代表的中国博物馆界近年来在文博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开拓进取、不断进步的新面貌。
此次论坛对话结束后,相关课题将继续思考研究,并将在2017年9月柏林国家博物馆成立100周年之际、德方举办的“洪堡论坛”上,中德双方举办第二轮对话。论坛对话成果将以中德两种文本各自结集出版,圆满完成两年学术对话期。
故宫博物院和柏林国家博物馆正在实施两个合作项目。其一是2017年9月在柏林国家博物馆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中国明清肖像画展”。该展将纳入中德建交45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成为重要文化活动之一。其二是合作出版中英文版的18世纪藏传佛教册页。将柏林国家博物馆民俗博物馆收藏的半套18世纪由清代宫廷画家所作章嘉呼图克图五世传记册页(孤品),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半套同样图绘藏传佛教高僧传记的册页合璧,整理出版。
以“中德博物馆论坛”为开端,以文物展览、学术出版为抓手,未来的几年里,故宫博物院将与柏林国家博物馆深度合作,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开创中德博物馆事业合作新里程。
人物画的一种,专指描绘人物相貌形神的绘画,可分为头像、半身像、全身像、群像等。中国的肖像画传统称谓有“传神”或“写真”,它是以现实生活中或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人物为描绘对象,通过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等创作方法,着重刻画人物本身特定的外形特征和内在神韵,获得形神兼备的效果。
册页的组合形式类似西方绘画中的组画,这种艺术形式在山水画中能够比较完整地展现一个地域不同的自然景观,在花鸟画中可以从多重角度、时节去描绘其自然姿色。在人物画中,可以完整地叙述一个历史故事发生的全过程或细化表现某种道德观念。
中国佛教两大派系之一,形成于藏族地区,发展、传播于藏、蒙、土、裕固、纳西等少数民族地区,是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佛教。 7世纪佛教传入西藏,松赞干布、赤松德赞等几代赞普支持佛教,翻译佛经,创建桑耶寺,佛教有了初步发展。 9世纪中叶,朗达玛上台兴苯灭佛,佛教受到毁灭性打击。10世纪后期佛教又从阿里和多康地区复兴,根据不同的佛法传承,形成宁玛、噶丹、萨迦、噶举等众多教派。元朝以后,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在中央政府扶持下曾先后取得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统治权。藏传佛教中有由《丹珠尔》、《甘珠尔》两部分组成的藏文《大藏经》,其寺院组织严密,学经制度健全,修行上“显密并重”。以无上瑜伽部密法为最高最深之法。
章嘉是清代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之一,余为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
章嘉呼图克图为清代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之一,是北京、山西、河北、内蒙地域的最高活佛,与清宫廷关系密切。三世章嘉名若必多吉(1717—1786年),甘肃凉州西莲花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被定为三世章嘉,雍正二年(1724年)奉皇帝之命进京。成年之后,因其谙熟佛典,广弘佛法,雍正帝赐封其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雍正十二年,他奉命前往泰宁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返藏。乾隆即位后,他更深受重用,掌管京城喇嘛印务处,多次代表朝廷处理蒙藏事务,他与乾隆帝关系密切,被拜为上师,指导宫内佛教活动、佛殿建设以及佛像制造等。他一生著作甚丰,精通汉满蒙藏多种文字,佛学造诣高深,主持将藏文大藏经《丹珠尔》译为蒙文以及满文《大藏经》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