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31日亚历山德罗•诺瓦（Alessandro Nova）教授在兆祥所（离退处会议室）做了题为《瓦萨里和肖像画》的学术报告，来自院内书画部、器物部、宫廷部、研究室、故宫学研究所及其他北京市文博单位30余人旁听了讲座。
　　亚历山德罗•诺瓦教授1954年生于意大利米兰。1982年在伦敦考陶尔德艺术学院取得博士学位。1988年—199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欧洲16—18世纪艺术和文化，在西方美术史界享有盛名。现为德国驻意大利佛罗伦萨艺术中心主任。
　　诺瓦教授主讲的题目是“瓦萨里和肖像画”，这是故宫研究院首次邀请西方学者进行关于研究西方文物的讲座。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物往往有其独特的切入点与方法论，这次有请到西方的文物专家对其本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入剖析，让在场的听众更直观的了解到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我院专家学者如何跳出固有的思考习惯，融汇西方思维方法，从而更多维度更全面的看待和研究本国文物有着相当程度的启发。下面是讲座的具体内容：
　　一直以来，对瓦萨里《艺苑名人传》（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ori）的研究颇多。在这部鸿篇巨制中，瓦萨里开创了很多艺术史研究方法。本次讲座针对其1550年和1568年两个版本中对“肖像画”这一绘画门类的认识展开。瓦萨里对肖像画的早期认识促进了其后几个世纪“肖像画”作为独立绘画门类的形成，同时也影响了我们对此的进一步研究。16世纪对“肖像”和“模仿”的认识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影响了对“肖像画”概念的理解。针对瓦萨里，这种模糊性不仅可以通过他的文本，也可以通过其具体艺术实践来考察。讲座结合具体作品，利用当时重要文献来论证“寓意肖像画”与政治宣传之间的关系。“肖像画”不仅仅是复制刻画面部，它与头像是有区别的，需要有寓意阐释和叙事作用。
　　此外，从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两版的文本入手分析，诺瓦教授将讨论两个版本对“肖像画”记述的差异，并考察瓦萨里对艺术家自画像、宫廷肖像画和女性肖像的不同理解。第二版中，瓦萨里认识到了“肖像画”这种绘画门类的重要性和局限性，“肖像画”也成为影响瓦萨里艺术史观念的一个重要元素。作者在第二版中加入了不同画家的黑白木版肖像画，并介绍了其筛选原则。瓦萨里借此在纪念各位画家的同时，突出了更深层次的内容，而不局限于艺术家外表——肖像的交流和政治作用不应被忽视。同时期的历史学家Giovan Battista Adriani则认为“肖像”的地位高于“模仿”，两者的观点分歧也是讲座讨论话题之一。
　　诺瓦教授在讲座过程中时时抛出问题，如：中国的肖像画是否和西方一样有赞颂逝去先哲的主题？西方有“艺术的古今之争”的论战，对各种艺术门类的优劣进行排序，中国是否也有这种不同艺术门类之间一争高下的情况？在西方肖像画，特别是自画像中，“镜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国肖像画有没有类似的概念？诺瓦教授的提问意在进行东西方对比，而现场的听众也积极回应，在以他国历史文化为参照的前提下，不断思考本国艺术的相较于异国文化的共通以及相异之处，从而更加清晰的确认本国文化的根本立足点。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现场听众也表现得十分活跃。从微观的欧洲艺术史的书写方式、书写者身份，到当时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大历史背景等，都是具有相当学术水准的问题。其中，有观众提到诺瓦教授在讲座中提到，有的西方肖像画复制水平非常高超，连原作者也真伪难辨。那么，国外专家在鉴定画作时是用何手段？主要是通过凭借经验的所谓“眼学”，还是现代科技手段？诺瓦教授回答道，中国和西方一样，都存在这样鉴定方法的争论。就个人来讲，教授认为不应该说“眼学”是主观的，科技是客观的。如前些年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荷兰专家用了很多科技手段鉴定一幅伦勃朗的作品，而在短短二十年之后就推翻了原本的结论。这说明科技手段并不一定代表科学。而“眼学”的积累也是一种科学的训练，并非凭空想象。因此，成功的鉴定应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将“眼学”和科技手段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