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0日，院第二会议室，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中心首席教授胡素馨女士作了题为“关于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历史考察”的学术报告。来自院内的专家及山东大学、中国美术馆等30余人旁听了报告。余辉研究馆员作了学术点评。
　　胡素馨教授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利分校艺术史博士，现任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美术史研究所、东亚学研究中心首席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以中国艺术为重点的亚洲艺术历史与理论研究；旁及6至20十世纪的日本绘画、泛亚洲佛教壁画；著有《视觉动向：中国与中亚的佛教壁画实践》（618-960），主编《壁画与建筑》，梅隆国际敦煌档案馆。
　　胡素馨教授主要观点是：
　　1937年夏，日本侵略中国是中国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战争将文化的灵魂撕成了碎片，导致的文物、文人向中国内陆深处迁徙，文化界普遍有一种焦虑感:人们担心中国文化——哪怕是意料中的——也将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流失。
　　这种忧虑甚至激励着人们将那些过重的墓葬物品如石碑、雕塑等大规模地运往西南与西北的边远地区。最能够代表文化的文物、最有文化的文人向普遍认为缺少文化的遥远的边疆地区迁移，这种物理上的位移是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边疆区域被认为是纯粹的，“原生态”及未被现代性触碰的。文物存放在这里，处于停止流通的状态，等待激活的那一天。许多躲避战火的文人拥到边疆地区，使战时的边疆成为极活跃的文化区域，在“礼失求诸野”的信念下，关注西北、西南文化，寻求“中心依赖边缘来寻找内涵”的文化探求方式。
　　张大千与藏族艺术家合作临摹敦煌壁画就是在重要的背景下开始的。张大千在甘肃敦煌、陕西榆林组织了30余人的团队，在两年的时间里（冬季除外）临摹了大量的壁画，包含很稀有的吐蕃壁画，并在重庆、上海、香港举办过展览，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此时的张大千更像一位民族考古学家。
　　战争环境下的西北文化活动，使中国的艺术得到了发展，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创造。艺术家们重新回到那些在传统上被认为未开化的地方, 並试图重塑着一个新的世界。在多种文化融合的康巴（川西）、安多（青海东部）以及敦煌（甘肃西部）区域，考古学家、画家以及人类学家尤其活跃。他们在文化活动中有一种文化净土的向往。
　　胡素馨教授现场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她说，张大千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证明他自己临摹壁画是出于保护文化的目的。张大千认为东北已经沦陷，西南是抗战的行政中心，而西北有古丝绸之路遗迹及盛唐文化遗存，是唯一可以开展文化活动的地方。对比关山月等其他艺术家临摹壁画的活动，胡素馨教授认为，张大千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临摹的作品是编了号的，其队伍规模是其他人无法与之相比的。在回答张大千临摹壁画也破坏了文物的问题时，胡素馨教授说，张大千比较喜欢早期壁画，是有过揭掉外层壁画行为的；张大千临摹队伍中有通晓佛教艺术的人才，张后来还曾去印度寺庙查看敦煌壁画中是否含有印度元素。他做事是认真的。
　　余辉研究馆员在学术点评中指出：胡素馨教授讲座的前半部分是关于文物南迁，是我们故宫人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她的讲解让我们知道国外学者的研究视野。后半部分对于文化迁徙的思考、张大千是民族考古学家的提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