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县地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位于川青藏三省结合处，藏语名为“扎溪卡”，意为“居住在雅砻江边的游牧部落”。石渠境内金沙江、雅砻江流域新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群，数量多、题材丰富、价值高、保存状况良好，石渠县因此成为中国现存已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分布密集、数量较多的县之一。由故宫博物院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年来联合开展的石渠县吐蕃时期石刻群调查，获得了“中国2013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一发现，为唐蕃古道走向、路线考证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同时对于吐蕃时期佛教史、佛教艺术史、唐蕃历史、青藏高原早期佛教本土化造像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为交流研讨学术领域的新资料、新信息，交流学术观点，分享学术成果，促进学术联系，7月17—19日，由故宫博物院、四川省石渠县政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故宫研究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和四川省石渠县委宣传部联合承办的首届“唐蕃古道暨石刻文化论坛”在石渠县召开。7月17日上午，在石渠县朱小林副县长主持下，举行了论坛开幕式，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李季，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主任杨林，石渠县委宣传部杨国华部长先后在开幕式上发言致辞，他们均表示：石渠是唐蕃古道支线的重要驿站和核心地区，石渠吐蕃时期石刻是这一通道存在与繁盛的直接物证。
　　在随后两天的论坛期间，与会专家学者以对石渠境内吐蕃时期石刻遗存的实地考察及调查研究为基础，对唐蕃古道摩崖石刻、唐蕃古道的历史背景、交通线路情况、与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关系、吐蕃文化艺术、石渠的地理文化地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以下分别加以论述。
　　一、石渠吐蕃时期摩崖石刻新发现及调查研究现状
　　故宫研究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研究馆员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婷副研究员针对石渠县新发现的吐蕃时期石刻的调查研究情况进行了联合发言。王婷向大家展示了近年来对石渠县吐蕃时期石刻群实地调查研究的成果，详细介绍了项目概况、遗存现状等情况，得出结论：这是四川藏区25万平方公里的藏区内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吐蕃时期遗存。须巴神山石刻群丰富的古藏文题记能够进行准确断代，为吐蕃时期佛教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石刻群展现的区域特征是：雕刻类型为阴线刻，单尊大日如来造像数量较多。石渠县吐蕃石刻的大量分布使其成为唐蕃古道的重要节点，为唐蕃古道走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重要环节的资料空白，把唐蕃古道的走向扩展到了雅砻江流域，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线索。
　　罗文华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目前研究中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方面所面对的三个主要问题：1、洛须镇和长沙干马乡的须巴神山一区分布位于金沙江流域和雅砻江流域，两个地区分布着吐蕃摩崖石刻，二者处于什么样的交通线上？与唐蕃古道的官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2、这些摩崖石刻的时代相对集中于吐蕃后期的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时期，也就是8世纪中后期至9世纪初的时间段内，这些石刻集中出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3、这些摩崖石刻一方面表现了吐蕃时期佛教的发展水平，一方面也展示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佛教图像和艺术风格的来源和特点是什么？为此罗文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目前发现的藏区早期摩崖石刻或造像的资料较少有明确纪年信息，为文物遗存的断代带来一定难度，其中仅西藏昌都地区仁达摩崖造像（804年）和青海玉树贝纳沟文成公主庙的摩崖造像（806年）等较少文物点有造像题刻能够准确进行断代。因此四川石渠县须巴神山石刻群的发现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为这一点的摩崖石刻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年代判断，同时也可以通过艺术风格和图像特征来推断这一线，乃至整个金沙江流域所发现的吐蕃时期摩崖造像的基本年代范围大致在8世纪中期-9世纪中期。罗文华还强调指出，这一地区的摩崖造像表现出汉、藏、尼泊尔等多种艺术风格的混合，照阿拉姆石刻题记中有汉族工匠“杨二”，仁达摩崖造像的题记中也有藏汉族工匠的名字，而须巴神山的造像中也有汉风比较明显的佛与二供养人像，证明在唐蕃古道的行者之中，应当有汉族人、藏族人、尼泊尔人等组成的队伍，这些石刻所展示出来的图像和艺术风格是当时多民族文化艺术共同影响下的结果，整体艺术则呈现出吐蕃样、尼泊尔-印度样与汉式样的混合。
　　二、唐蕃古道及摩崖石刻研究
　　故宫研究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张长虹副研究馆员发言题目为《藏东摩崖石刻题材分析》，对藏东地区发现的摩崖石刻题材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四川石渠县的摩崖石刻共有18处，题材以单体大日如来造像为主，包括赞普像、单尊大日如来、一佛二菩萨、坐佛、单体菩萨像等，其中有题记的有12处，其中多数为祈愿祝祷内容，造像风格以印度尼泊尔式样为主。通过对采集的题记进行分析，年代为赤松德赞时期，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青海玉树吐蕃摩崖石刻集中于勒巴沟和贝纳沟，题材多样化，汉地影响明显，有赤德松赞题记。昌都地区的石刻以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为主，题记较少仅有一处，蕃装样式增多，风格为印式、蕃式各半。同时，还结合玉树贝纳沟大日如来堂、昌都芒康县噶托镇石刻造像配置图、仁达摩崖石刻造像、榆林窟第25窟、对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题材进行了分析，在印度发现有较多的一佛八菩萨，在相关文献和《旁塘目录》中可以找到四部和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相关的经名。
　　西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巴桑旺堆称，石渠的石刻文化，是康巴地区还未发掘的文化资源，他结合吐蕃历史、石刻碑名、历史地理的研究，对唐蕃古道与察雅、芒康、石渠、玉树段考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唐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第一次派遣使者到唐朝，作为回礼，同年唐太宗派冯德遐出使吐蕃，这是见于正史的吐蕃与唐朝之间第一次正式发生关系。唐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由此，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更加密切。在此背景下，自长安出发，经今青海，出西藏，经尼泊尔，至印度的唐蕃古道从此开辟。近年来发现的昌都市察雅县仁达摩崖石刻造像及题记、芒康县邦达吐蕃石刻造像、玉树贝纳沟吐蕃时期石刻、甘肃省民乐县扁都口吐蕃时期造像及题记等考古发现证明，除传统的唐蕃古道主线外，还存在其他重要通道，支线的重要程度并不亚于主线，石渠则是唐蕃古道重要支线的重要节点。从元代开始，西藏的高僧等重要人物大多从这条线路去往北京、南京等地。这条支线的主要走向为经西藏察雅、江达，跨越金沙江，经过石渠、玉树，抵达民乐；或者是经察雅、芒康，经过巴塘，到达石渠，再经玉树，抵达民乐；第三种走向，是经昌都、江达，经过石渠，抵达果洛。这几种走向中，石渠都是必经之地，是唐蕃古道南线的核心地区。巴桑旺堆认为，石渠在唐蕃古道支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连接藏地与内陆，连接各民族往来的重要通道。这一发现对于唐蕃古道线路研究，石渠的地理历史研究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三、吐蕃文化与艺术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仝涛研究员结合考肖图遗址、英德尔羊场遗址、红旗古城遗址出土的文物及图像特征，对青海地区吐蕃时期疑似佛教遗存进行了探讨。得出结论：窣堵坡遗址的重要发现疑似吐蕃时期遗存，对于研究吐蕃时期的佛教历史、建筑来源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可以针对性地做更多调查，以揭开更多谜题。 从出土的佛教相关文物来看，青海地区吐蕃时期的佛教与非佛教因素是杂糅的，大量的动物殉葬能够说明这一点，在后弘期时动物殉葬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统一。同时，来自于汉地、印度／中亚的佛教因素在此是并存的，在对于佛教的研究中要注意，除了图像本身，佛教文化和艺术更是立体的，其来源是多元化的。
　　西藏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巴桑罗布研究员结合文献材料对吐蕃造像的特征进行了解读论证，目前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中，对吐蕃造像的具体特征的判定仍存在较大争议，是研究难点之一。巴桑罗布对照的文献中对于吐蕃造像的特征有明确的描述，尤其是白玛嘎波的论述。白玛嘎波（1526—1592年）又名竹巴•白玛嘎波，是一位著名的噶举派大师，在其文集当中的鉴定造像篇专门介绍了印度、尼泊尔、中原以及西藏本土造像的历史和风格，其中吐蕃造像分为早、中、晚三种法王利玛。这是目前发现的有关佛教前弘期本土造像风格的最早文献记载。巴桑罗布结合白玛噶波的文献进行了对照和分析，认为松赞干布时期，即上法王时代的造像特征是，面部较宽、有肉感、方形国字脸、眼睛细长、鼻子较大，赤松德赞时期，即中法王时代，面部较短、手指之间的打磨较粗糙，嵌宝石、没有头巾，发辫从两侧垂落、三叶冠。下法王时代，面部饱满，但是没有那么臃肿。同时以西藏博物馆藏一尊吐蕃时期造像作为参考。目前对于吐蕃时期造像的研究中缺乏确定的例证，研究仍然存在较大困惑。通过细节分析和文物的比对，对于今后吐蕃造像的发现和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四、石渠的地理文化意义
　　国家博物馆考古部主任杨林从“文化线路遗产”的角度出发，在详细介绍文化线路遗产的背景、定义、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以及当前面对的挑战之后，指出目前大运河、古丝绸之路、广西花山岩画已经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而石渠唐蕃古道及石刻文化与这些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与有着共同的文化艺术价值。随着国际社会对文化线路遗产项目的逐渐重视，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石渠县唐蕃古道及石刻文化将迎来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唐蕃古道也将迎来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契机。同时，应以文化遗产的视野对唐蕃古道及其相关遗存进行研究保护，并建议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推进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莎教授发言题目为《唐蕃古道早期石刻艺术初探——暨岩画图像学的基本问题》。在石渠发现的藏文A字符，在西藏纳木措沿岸、青海玉树通天河流域也有所发现。玉树通天河流域岩画的发现让早期青藏高原北方游牧族群的迁徙与活动区域更加清晰。以此为基础，向大家介绍了岩画的概念：岩画是一个全新的全球性的文化遗产类型，是一个以我们已有知识结构还不能完全应对的研究领域，一个具有挑战性与前瞻性的研究分野，一个以图像为其全部内容、同时以跨学科研究为其主要特点的研究课题。岩画的图像性是其突出特征。同时介绍了岩画在世界范围的分布、分类，以及延伸出的岩画图像学相关问题，提出岩画是无文字时代早期人类的文字符号系统。石渠乃至甘孜地区的岩画有待进一步的发现，有助于拓展青藏高原地区岩画研究，同时扩展加深对于该地区历史文化、艺术、宗教等面向的了解。
　　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发言题目为《甘青“之蜀”草原通路》。他指出，唐蕃古道除了主线的东西向通道外，还有南北向的通道，石渠则与之密切相关。草原可为交通提供便利，是交通的天然媒介，游牧民族在商业方面有很好的传统。唐蕃古道开通之前，这里已经有很好的交通条件。
　　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从宏观的藏传佛教发展史的角度，评述了石渠在藏传佛教历史、地理上的重要地位。这里是元明时代藏传佛教传播发展的中心，甚至是行政中心。和八思巴的地位相当的胆巴国师曾生活在此，他在蒙古宫廷里有着重要的地位，推动了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这里也曾是宗教圆融运动的根据地，发起了宗教圆融运动的米旁嘉措大师亦曾生活在此。米旁嘉措大师是宁玛派大师之一，具有非常多的著作和伟大成就，是藏传佛教历史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人物。宗教圆融运动在西方的研究日益兴盛，目前国内对此研究较少。同时，这里还是格萨尔王信仰的发源地。石渠对于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兴盛具有重要的意义，是神圣之地，其文化、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研究价值。

　　综上所述，此次论坛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调查和挖掘了石渠县丰富的石刻文化，以新发现的摩崖石刻调查研究为中心，与会学者深入交流探讨了唐蕃古道历史背景、交通线路情况、吐蕃文化艺术等相关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这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必将推动唐蕃古道石刻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的深入。